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英語：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另外亦有其他稱呼）是香港一場於2019年3月開始、6月9日起大規模爆發的社會運動，導致逾萬人被捕。此次運動並無統一的領導，主要以社交媒體號召的方式組織[64][65]。運動支持者以遊行示威、集會、靜坐、唱歌、吶喊、「三罷」行動、設置連儂牆、不合作運動、堵塞道路幹道[66]、「起底」、「私了」、纵火[67]、破壞指定目標商鋪及公共設施等一系列行為，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其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及實現「五大訴求」。前述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受審；反對者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擔憂將嫌疑人引渡至大陸會出現不公平審訊的情況，損害香港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 早於2019年3月15日，香港眾志已於政府總部發起靜坐，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在3、4月間，民間人權陣線兩度發起示威遊行。6月9日，民陣再度發起遊行，稱有超过100万名市民參與，香港警方則表示最高峰時約有24萬人參加遊行[68]。特区政府未接受游行訴求，继续推动修例。6月12日，於香港立法會继续將條例恢復二讀辯論，同日有四萬名市民在立法会大楼外示威，試圖阻止二讀程序，示威者不斷向警方投擲雜物、磚頭，與警方發生了激烈衝突[69][70]，事後警方發布公告，將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而示威者則指警方濫用職權及使用過度武力[71]。之後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前述衝突的暴動定性、撤回所有示威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職下台」等「五大訴求」。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更大規模的遊行，由于特区政府的不顾民意强推修例，再次引发了更多市民参与这次游行，組織者稱游行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是「香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警方則估計，經原定路線遊行人數最高峰為33.8萬[72][73]。7月1日遊行期間，部分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綜合大樓，其後並將林鄭月娥下台的訴求更改為「立即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真雙普選」，实现真正的民主普选诉求。 之後，示威者幾乎每週發起常態抗議活動。7月21日，遊行晚上發生了元朗襲擊事件，这次事件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使运动发生转折，事件中警方被質疑與黑社會合謀發動襲擊，導致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衝突加劇。8月中旬，示威者兩度癱瘓香港國際機場。8月18日，民陣再度舉辦大規模和平集會，参与8·18集会的人数超过170万人。8月31日，太子站事件後令示威行動升級。9月4日下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四項行動，並動議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但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调查警隊濫用暴力。10月1日，全港爆發激烈示威。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在同月4日引用《緊急法》制定《禁止蒙面規例》，禁止使用蒙面物品遮蓋樣貌，引起更大衝突[74]。示威活動進入11月，隨著新一輪的三罷行動被發起，示威行動進一步升級，理大及中大兩所大學發生激烈警民衝突，多人受傷。在反修例运动爆發期間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7成，逾294萬名選民投票[75]，打破自回歸以來的紀錄[76]。在這次選舉中民主派取得450席中的388席，赢得了超过86%的议席，民主派在选举中大胜。建制派和鄉事派则遭到史無前例大败[77]。最終民主派得票57%，建制派得票41%[76]，唯單一制下多數選區由民主派當選，但“四六比”格局并未根本改變。此外，因應這次示威浪潮，促使美國介入宣佈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78] 選舉過後，为了争取五大诉求，運動继续进行。[79][80][81]2019年12月，中国大陆爆发冠状病毒疫情，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传入香港。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影响，反修例運動开始减弱，部份於農曆新年假期期間舉行的重要集會被多個主辦單位取消[82]，各類型集會虽然仍繼續進行，但抗疫已慢慢成为焦点[83][84]，因此也有舉行與抗疫相關的示威行動（如翠雅山房用作隔離營風波）[85][86]。香港疫情在5月大致平息前，示威活動开始恢復[87]。 2020年5月下旬，香港立法會恢復二讀審議並於6月4日通過《國歌條例草案》[88]；另外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繞過香港立法程序直接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決定[89]。6月30日，《港區國安法》在公眾尚未得悉條文内容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刊憲生效[90][91]，觸發反對者反彈和國際社會關注[92][93]，促使美國宣佈取消對香港特殊待遇地位的承認及通過《香港自治法》[94][95]。 截至2022年10月31日，警方在多場示威活動拘捕超過1萬人[96]，年齡介乎11歲至84歲，被捕人士數字為香港歷年社會運動之最；其中有超過2,800人被檢控、2,100宗相關案件，包括被控暴動的750人，當中逾1170人被定罪[97]。這場運動被視為香港自開埠以來最嚴峻的政治危機，甚於1967年、2003年、2012年、2014年以及2016年等[98]。 運動命名此場運動有多種簡稱，最常見的「反送中運動」的起源來自台灣《蘋果日報》，首次出現於4月27日的「民陣明遊行抗『送中』」新聞標題[99]，其餘為香港傳媒廣泛使用的簡稱列有「反修例運動」、「反修例風波」、「反修例風暴」[100]、「反引渡條例修訂」等。6月13日開始，壹傳媒旗下媒體等個別傳媒將運動稱為「逆權運動」。自10月4日起，壹傳媒旗下媒體開始稱運動為「抗暴之戰」。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外務）楊志剛[101]和部分傳媒亦稱呼是場運動為「洋紫荊革命」[102]。英國《金融時報》編輯定名“Water Revolution”，意源為示威者奉行著李小龍“Be water”哲學理念為策略[103]，香港網友將其翻譯為「流水革命」[104]或「夏水革命」，又或直稱「時代革命」[105]。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稱自由理念為運動的核心價值，倡議將運動命名為「自由之夏」[106]。另外，由於事發時正值己亥年，因此亦有人稱為「己亥香港事變」[107]。 多數香港英文及非華語媒體（包括南華早報）則多以「Hong Kong protests」[108][109]或「Hong Kong anti-government protests」概稱是次運動[110][111] 。浸大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羅秉祥形容運動為「香港内戰」[112]。 港府在2020年8月8日中英文聲明中稱為「反政府動亂」及「anti-government riots」[113]。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如新华社）和香港親中媒體（如《大公报》、《文匯報》）定性事件為「修例风波」[114]。7月開始，官媒稱運動有「美国在香港策动的『颜色革命』」的嫌疑[115]，這導致了後來一些中國大陸的媒體開始直接以「颜色革命」來形容這場抗爭運動。部分大陆媒体有时用“香港暴力示威”称呼运动[116]。而多数中国大陆民众一般则以「香港暴乱」称之[117][g]。而因示威者所用暴力顯著升級，亦有親中媒體稱是次運動為「Hong Kong Riot」[118][119]，可譯為「香港暴動」[120]或者「香港騷亂」[121]。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王國興等人[122][123]、部分媒體如《大公報》直接蔑稱運動為「曱甴之亂」[124][125][h]。自2019年10月起，親中人士、政府和建制媒體將這場示威簡稱為「黑暴」或「黑色恐怖」[126][127]，意為以黑群示威形式出現的「黑色暴力」。 事件背景修訂法案 2018年2月，香港青年陳同佳在臺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並以行李箱棄屍新北市[128][129]。由於男方已回到香港，香港警方不能以謀殺罪行起訴，引發網友熱議[128][129]。該命案凸顯香港雖與20個國家簽署長期的逃犯引渡協議[130]，但與台湾之間存在著司法互助的漏洞[128]。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推動修法時，以一個中國原則為由将中国内地也纳入修例范围，意味着港人在修例通过后有可能被移交到中国内地。香港政府的說法是基於這次命案針對相關情況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131][132]，表示修訂條例旨在填補司法漏洞[133]，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由於香港民主派人士普遍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因此引發一系列政治僵局與大規模抗議活動[134][135][136]。针对这次修例的深层原因，有媒體援引北京消息人士报道称，香港政府推動修例是受北京政府授意，是2019年2月在中共中央紀委的倡議下提出[137][138]。由於孟晚舟被捕使得北京政府在管辖权顺序上居于劣势，其为求反制以致希望在香港掌握类似的法律筹码，将“触犯中国法律”而身处香港的中国人及外国人移送至中国内地受审。[139][140]惟香港政府已在多個場合否認消息[141]。 修訂草案允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司法管轄區受審[142][143]。台湾方面表示，曾多次就各類犯罪案件向香港提出調查取證等司法互助請求，均未獲港方回應，雖希望建立臺港各類司法互助協議，但修例將導致「任何身在香港之人，均可能被送至中國大陸接受刑事調查及審判」，故而反對修例[144][145]。香港工商界、金融界、學術界、媒體界、法律界等多個行業亦均提出反對意見，擔憂修訂草案削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立司法管轄區地位[131][146][147]，及條例將成為壓制不同政見的工具[135]。在立法程序上，由於無法選出建制派和民主派都承認的主席，香港立法會出現兩個處理修訂草案的法案委員會[134]。兩個委員會分別獲得民主派議員和建制派議員支持，雙方僵持不下，並有多名議員在議會衝突中受傷[134]。 面對公眾的憂慮[129]，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官員並未妥善回應[148]。根據《明報》在5月底至6月初的輿論調查，有47.2%受訪市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149]；而草案若設有「港人港審」機制，支持率上升至過半的54.5%[149]。與此同時，歐洲與美國的政商界和國際社會，亦廣泛關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150]，甚至指責這將會威脅到香港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使香港喪失自身的優勢[136][151]。 陸港矛盾 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政府与中國大陆合作日渐增多[153]。透過基礎設施的建設，香港政府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密[153]。隨著陸港雙方經濟上的合作逐漸密切之後，雙方進一步的探索深入的合作方案，然而港人對於此次修例有相当大的忧虑[130]。香港政府在处理与中國大陸有关事项时，被指不理会民意[154]，甚至批評香港政府是中國政府的傀儡；進而對中國大陸產生排斥感[155]。 從201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對於香港事務的干預被認為日益加深，繼而催生本土主義甚至「香港獨立」等激進思想以回應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及文化上的侵略。這些爭端及本身存在的經濟問題最終造成了大型的社會運動，如在2014年發生的雨傘革命[156]。以上情況也體現在身份認同上；香港民意研究所作出的身份認同調查中，由2008年起香港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度整體持續上升、「中國人」則是不斷下降[157]。香港政府雖然嘗試透過引入「國民教育」，灌輸學生對中國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在遭到抗議後不了了之[158]。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和中國大陸在自由行、水货客等引发的矛盾，促使香港本土運動與香港獨立運動出現了一定聲量。[159][160] 在2019年6月初，香港舉行年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以紀念「六四事件」三十週年[130]。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到對「佔中九子案」有罪裁決，香港民眾對於司法環境亦累積疑虑與不安；加上中港矛盾日益嚴重、本土主義抬頭[156]，最終將抗議目標指向了此次《逃犯條例》修訂草案[133]。 經濟問題與社会矛盾 雖然香港被視為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151]，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和貨幣升值，導致其在全球生活成本中名列第四位[162]。香港去工業化後轉向知識型經濟發展高科技工業不盡如人意，2009年推動未來發展的六項優勢產業[163]，但亦未能改變產業單一化，根據統計處數據在2017年，金融及保險、地產相關行業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19%和20.4%；反觀零售、餐飲、住宿服務業僅佔3.2%、2.2%和1.1%，但金融及保險業雖只有6%就業人口，從業員在2018年的工資中位數達2.7萬元，平均薪金從1999年至今累積增長達161%；相比之下，雖然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僅稍高於1.3萬元，不及金融業的一半[164]。 香港的贫富悬殊也在近年严重加剧，住户收入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远超0.4的警戒线[165]。2016年全港贫穷家庭数目超过53万户，贫穷人口高达130万，贫穷率约达二成。其中65岁或以上的贫穷长者人口超过39万，贫穷率为36.6%。全港最富裕的10%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数是最贫穷的10%住户的43.9倍，已经达到“极端贫富悬殊”的程度[166]。然而香港政府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在贫穷问题上港府并没有做得不够，而是人口老化和经济发展等情况造成的[167]。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的調查，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前，香港年輕人的幸福感已經輸給新加坡同齡人[168]。在2014年雨傘革命後，梁振英政府把抗議爆發歸咎於房屋和社會流動問題[169]；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則認為其政府忽略政制發展對於施政的重要性，單純執行經濟政策無法化解社會矛盾[170]。由於長期積壓的政治、經濟、民生等深層次社會矛盾得到政治的刺激[171]，例如房屋和土地供應、貧富懸殊[172]、向上流動困難[173]、經濟結構單一[174]、地產霸權[175]、社會公義、及公眾參與決策等[176]，讓越來越多不滿的香港人對於前景感到失望，有些人開展了示威，部分人則是選擇移民[177][178]。 運動組織訴求理念  最初示威者的首要抗議對象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179]，並以「反送中」為主要口號[130]。其後，民間人權陣線與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隊涉嫌濫用武力的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職下臺等五大訴求[180][181]。在佔領立法會後，示威者則將林鄭月娥下臺訴求改為實現「雙普選」，即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均由自由的直接選舉產生[182]，成為運動的轉折點[183]。之後示威者將抗議活動擴大為表達一系列政治和社會不滿的運動[184]，運動焦點也轉往關注警察濫權[179]。 在運動過程中，抗議者汲取2014年並未成功的「雨傘革命」中的經驗教訓，試圖藉由直接行動影響公眾日常生活，並贏得支持[185]。抗議者還引用香港武術偶像李小龍的名句「Be water」（像水一樣）互相鼓勵，當中抗議者們亦會互稱為「手足」[186]，而隨著反修例運動的发展，運動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153]。 行動方式.jpg) .jpg) .jpg) 除了民間人權陣線舉辦傳統的集會遊行活動外，大部分抗爭始終是沒有代表群眾的領導人和組織的自發運動[187]，該示威運動模式又被稱作「無大臺」[188]。在沒有明顯統一的組織帶領和呼籲下，示威者透過網際網路平臺號召發起各式抗議活動[187]，不過該模式也導致政府難以確定對話的對象[188]。示威組織者主要透過LIHKG討論區、Telegram、社群媒體、口耳相傳等，傳播有關抗議和其他公民不服從行動的訊息[189][190]。示威者和警察都把識別面部和身份變成一種工具[191]。其中，政府試圖藉此追蹤運動的領導者[191]。許多抗議者學會避免被警方追究責任，配備頭盔、護目鏡、口罩遮住面部[187]，或用噴漆擋住監控攝像機的鏡頭[191]。而隨著淘寶網、京東限制販賣，示威者只能從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購買示威裝備[192]。示威者還會使用雷射筆射向建築物和警方；警方指這是一種武器，一度成為抗爭運動的爭議焦點[193]。 在多個地區出現張貼標語、便利貼的「連儂牆」，各界市民也先後發起接力絕食[194][195]、擁抱路人、迷你放眏會等相關行動[196]。抗議者發展出許多流行文化、標語和藝術創作，例如向日本动漫电影傳統致敬、許多融入電影情節的口號和媒因、或傳播百老匯音樂劇《悲慘世界》歌曲《你可聽到人民的歌唱？》[186]，佩佩蛙也成為抗議活動的標誌[197]。有網友發起在各國報章登廣告的群眾募資[198]，亦有網友開設使用「長輩圖」的「保民生抗修例大聯盟」專頁宣傳[199]。隨著許多香港基督教信徒參與抗議，由於警方較難驅散宗教集會，一些抗議者建議吟唱基督教讚美詩《唱哈利路亞》，將該歌曲視為示威的主題曲[200][201]。 在7月21日，遊行後發生了元朗襲擊事件，这次事件成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使运动发生转折，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衝突加劇。後續的示威抗議往往從一開始的和平示威演變成激烈的警民衝突，示威者開始投擲燃燒彈、縱火与警方对峙。而警方也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等武器[202]。隨著抗議策略逐漸升級[203]、立場趨向極端，及開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出挑戰[183]，抗議者與警方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升高[204]，因而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对抗议活动表示反感[205][206][207]；佔領立法會的行動也造成抗議者之間的分歧[208][209][210]。警方與示威者在激烈對峙下發生衝突[211][212]。而在8月6日，示威者首度發起民間記者會[213][214]。 許多示威人士是高中或大專院校學生，認為抗議活動是為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獲得表面上自治進行的「最後戰鬥」[189]，同時也有中產階級居民參與示威活動[215]。根據現場訪問調查，運動由年輕人主導，大部分來自20歲至30歲年齡層，男性比例高於女性[216]；參與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偏高，大專院校以上學歷達80%，大多將自身歸類在中產階級或下層階級[216]。溫和民主派在運動中比例較高，近半數以上參與者曾投入雨傘運動，亦有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216]。而截至目前，有9人因為運動自殺死亡[217][218][219]。 運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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